准确性是判断译文内容意义的关键所在
鲁迅给翻译定下了“信、达、雅”的标准,是科学的客观的,值得遵循。所谓“信”,就是准确,即忠实于原文。但是,翻译中还分意译和直译,意译可以不逐字逐句译出,而直译则要求一丝不苟,裴多菲有一首诗,瞿秋白译为: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可它的原文是这样的:
自由,爱情,
我爱的就是这两样。
为了爱情,
可以牺牲我的生命,
为了自由,
我又把爱情牺牲!
仓央嘉措的第一首诗,于道泉老教授译为:
从东边的山尖上,
白亮的月儿出来了。
“未生娘”的脸儿,
在心中已渐渐地显现。
刘希武先生译为:
明月何玲珑,
初出东山上。
少女面庞儿。
油然萦怀想。
曾缄先生译为:
心头影事幻重重,
化作佳人绝代容。
恰似东山山上月,
轻轻走出最高峰。
我这个后生则译为:
从那东山顶上,
升起皎洁月亮。
未生娘的脸庞,
浮现到了心房。
仔细比较、琢磨,其情趣是相当不同的。因为仓央嘉措的原诗,是六个音节一行,四行为一首,具有强烈的规律性,翻译时最好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作到基本押韵,又忠于原文,就符合汉诗的韵律了。
尤其应指出的是,准确翻译是判断原文价值的关键所在,我正是从翻译仓央嘉措的歌诗,悟出了他整个的深层内涵。如:
柳对小鸟倾心,
小鸟对柳销魂。
只要情投意合,
蒙古鹞鹰难逞。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过去,一般人都根据他歌诗的表面意义,长期认定为“情歌”,我则从这首诗升华开来,顾及全诗,断定他的整个歌诗大多是政治抒情诗,是他的地位、处境、条件、斗争、胜败、悲欢、希望等等的真实反映。如上述这首的“蒙古鹞鹰”一词,前人不是只译为“鹰”或“鹞”,就是只译为“苍鹰”或“鹞鹰”,而没有准确地把“蒙古”一意译出,于是就把政治含义给抹煞了。实际上这首诗,“柳”系自喻,“小鸟”喻桑杰嘉措的长子阿旺仁青,当时他出任代理第巴(摄政王),“蒙古鹞鹰”系指的拉藏汗(蒙古汗王),全诗意思是说,只要他两人团结一致,共同对付拉藏汗,那么拉藏汗要打倒第巴•桑杰嘉措、废除自己的达赖地位的阴谋,就不能得逞了。我的这一整套新思想和那一系列文章,虽然还没得到一致的承认,但无疑还是与情歌论相对立的一家之言,至少别开了生面,活跃了论坛,把“百家争鸣”落到了实处,对进一步研究仓央嘉措其人其诗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过去把《米拉日巴古鲁》译为《米拉日巴道歌》,而把《仓来嘉措古鲁》译为《仓央嘉措情歌》,同一个词译为不同的意思,含议相矩甚远,却习以为常,不置可否,莫非真由于高原缺氧,脑筋运转不灵,就惯于人云亦云;你呼我应,以致“约定俗成”了?不过,这在翻译上是何等的不公、何等的不深究啊!查藏文(语音)“古”一词,系“颈”、“脖子”之意,与“咽喉”、“要害”不无关连,故在方言中又引申为“命”和“命运”。由此看来,翻译决不是“依样画葫芦”,其过程本身也带有研究性质,而研究程度的高低、难易,是需要以原文的高低、难易为转移的。即使一个词也不能随意找一个近似的加以代替,而何况整篇宗旨呢?归根结蒂,《仓央嘉措古鲁》最准确的译法应是《仓央嘉措命运之歌》,不是爱情命运,而更多的是政治命运,这样就能比较正确地反映他的一生际遇。这本书名,不是仓央嘉措自己定的,是其他的人加以汇集整理而命名的,汇集整理者的本意,也并不认定就是“情歌”。
藏文古典文学范本之一的《勋努达美》,有同志根据别人的意译确认为“现实主义的杰作”,但我们经过几次反复的修改、审核,确认为应是“佛教理想主义”的作品,是比较符合该书实际的。
因此,一件作品翻译得准确与否,是评论准确与否的前提和基础,无论甚么翻译,都要对原作负责,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万万不可信口雌黄或信手涂鸦,否则贻误不浅了。
节选自《翻译是各民族间相互了解、加深友谊、增长学识的桥梁和纽带》萧蒂岩

转抄:爱情,可以和任何一种宗教对话,因为它同样需要圣洁的内心和狂热的情感作为支撑,需要苦苦的修行甚至勇敢的牺牲,它是一个人人向往却永难抵达的彼岸,它像宗教一样宁静而忧伤。它和宗教并不对立,因为大慈大悲的佛祖能够体谅众生的痛楚和忧伤,也鼓励他们获得尘间的幸福。
情中自有禅,情的最高境界即是佛法的最高境界。
不管外界多么纷繁嘈杂,心内始终平静如砥,爱情始终明澈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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