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央嘉措经卷

当我知道这本《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一下简称《汇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颢、吴碧云两位同志着手编辑时，我感到很高兴。作为社会科学院研究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汇编研究资料是其中重要方面之一。《汇编》本地编者诚恳地要求我写一篇序言，并希望我回忆一下五十年前我是怎样开始翻译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情歌的。

盛情难却。我经过考虑，同意为之作序。我感到青年们在努力从事科研工作时，是需要老一辈人的鼓励和支持的，加之，让他们了解一些旧时代的情况，还是有意义的。所以，我理应尽到我的责任。

半个多世纪以前，更确切地说一九二二年前后，当时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就是经常在《小说月报》上写小说的“落花生”先生——到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暑期学校去讲学，那时候我正在齐鲁大学半工半读，许先生的讲稿就是我负责往油印室送，因此认识了他。有一天我问许先生说：“您所写的《空山灵雨》我喜欢极了，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没有？”他说：“没有。但是有人写信给我说，他把它翻译成世界语了，写信给我的人我还没给他回信呢。”我说：“给你写信的人就是我”。

我于一九二〇年到齐鲁大学读书，那时候我对用英语听课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便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世界语。因为世界语比英语容易学，我学了不到两年时间，就把许先生的一些散文诗和《空山灵雨》译成世界语寄给上海胡愈之先生主办的一份世界语刊物“绿光”（Verda Lumo）。胡愈之先生居然把我那份译稿登了出来，并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对我鼓励的信。因为许先生和胡愈之都是当时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彼此都认识，从此以后许地山先生也对我非常热情，并且还介绍我加入了文学研究会。

我于一九二四年从济南到了北京，跟着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帝俄科学院的院士钢和泰（Baron Alexander A.von Stael-Holstein）学习梵文和藏文。那时许地山先生正在英国留学，过了两年他便回到北京的燕京大学担任教学工作，此后，我能与他经常见面。

当时，我对藏文发生了极大地兴趣，设法认识了雍和宫东侧北大门住的几位藏胞，由他们借给了我一间房，要我搬到他们那里去住，《仓央嘉措》——Tshang dbyangs rgya mtsho这本书是我在那里住的时候见到的几本使我感兴趣的藏文书之一。我到许先生那里去聊天的时候，同他谈到了这本书，他听了以后，便动员我把它翻译出来，并说他可能替我找到发表的地方。因为这本书是藏族民间通俗读物的一种，里边佛教术语和文学典故不多，经过藏族朋友的讲解，内容大部分我可以理解，可是还有不少的地方我一直无法搞懂。虽然我把我能懂的翻译了出来交给许地山先生，并且请教他对译文做了一些润色修改，可是把这样一份我自己都对它没有信心的译稿拿去发表，我觉得不太合适，因此把这份译稿搁置了很长的时间。

我在雍和宫北大门住的时候，借给我房子住的那几位藏族朋友到北京来以前都是达赖喇嘛跟前的僧管，因为很多年以前西藏的达赖和清代的朝廷之间就有一种规定，达赖派三位僧管经常住在北京，他们的职位，一位是Mkhan chung(小堪布)；一位是Mgron gnyer(知客)；一位是lo tsa ba(翻译官)。我没到北京以前，达赖派住北京的僧管是在西藏寺院住过多年的蒙族喇嘛。我于一九二四年到北京来的时候，从西藏派来的三位僧管刚到北京不久。当时的“小堪布”我同他不熟，因此他的名字已经记不太清楚。只记得他的名字里有顿珠（don grub）二字。“知客”是降巴曲汪（byams-pa chos dbang）当时的“翻译官”是楚称丹增（Tshul khrims bstan vdsin）。

在这期间，我已由袁同礼先生推荐，到当时的北海图书馆（即今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去担任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因为当时我感觉自己学识太浅，年岁也小，才二十几岁，愿意保留一点学习进修的时间，因此宁愿少拿一点工资，每周只工作三天。

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的家庭情况发生了变化。我的经济负担加重了，每周自学三天的计划无法继续下去，乃由清华历史系的陈寅恪教授介绍到当时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历史组担任助理研究院的工作。也是每周工作三天。当时历史组的主人是付斯年（傅斯年）兼任，考古组的主任是人类学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语言组的主人便是赵元任先生。我向付斯年申请要用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出版这本《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汉译文之后，赵元任先生对藏语的发音发生了兴趣，他把楚称丹增的随从、我最熟悉的藏族好友罗藏桑结（Blo bzang sangs rgyas）请到他家对藏语进行了多次记音。赵先生在这本书里边所写的《记音说明》，是用现代语音学的方法和理论阐述藏语语音的第一篇文章。早已成为国际语言学界普遍采用的“四段五点字母式声调符号”就是赵先生在为这本书的歌词标音的时候所设计创造的。现在回想起来这都是很值得纪念的一些往事。在这里我要讲一点和这事有关的情况，当时在这本书付印的时候，我只在我所写的汉文和英文的“译者序”里边说这本书中关于藏语语音的部分都是赵先生写得，可是，赵先生把他写的《记音说明》的汉文稿和英文稿交给我的时候，他没有在文章标题下署名，我把那份稿件送去排印的时候也忘了把赵先生的名字添上。以致后来不少的人在引用这本书的语音部分的时候，就把我当做曾经在国际语言学界发生过不小影响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每当在外文书中看到如此引述就使我局促不安。甚至有的外国学者访华，和我谈起五十年前出版的这本《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时，特别提到“我”的《记音说明》一文“写得很好”。这都是由于我当时的疏忽大意，在读者中造成思想混乱。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是应该向赵元任先生道歉，向这本书的读者道歉。

在这期间，我曾替北京图书馆买到一些蒙藏文书，其中最大的一批蒙藏文书，就是地处原沙滩北京大学一院后身、嵩祝寺天清番经局所印的那批书，在这批书里边有一部《隆多喇嘛全集》（Klong rdol bla ma ngag dbang blo bzang gi gsung vbum），此书中有一卷是《噶当巴及格鲁巴喇嘛著作集约略若干种目录》(Bkav gdams pa dang dge lugs pa bla ma rags rim gyi gsung vbum mtshan tho)。在这时候藏族地区以外研究藏文的人对藏文图书目录还知道的很有限，陈寅恪教授给我安排的研究任务就是整理这本藏文书目录。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藏汉词典，我学藏语的时候所用的几本辞书都是英文的，这些辞书里边佛教的名词术语非常少，里边所有的佛教术语也没有汉文译文，所以对我也毫无用处。但是在上述那部书目里边，佛教的术语却占很大的比例。我曾多次向付斯年先生申请，要他准许我做编写汉藏词典的工作，可是我每次为这件事去见他，他一听到我提词典两个字不等我把话说完，就对我说这事没有商谈的余地，我知道“知难而退”，可是我回到我办公地地方以后，对上边交给我的研究任务怎样进行却一筹莫展。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白天我在坐办公室的时候，感到无所事事，盼望早点下班；下班回家以后为了整理一份有一万多张卡片的藏——梵——汉佛教名词术语词典的资料却工作到深夜。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当然做不出成绩。过了一年多，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领导就开始对我表示不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把我未到研究所以前所写的这份我认为还有很多问题的旧稿，拿出来交给了付斯年，当做我在研究所的工作成绩。随之，由赵元任记音，由我注释并加汉英译文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于一九三〇年，在北平出版问世了。

现在回想起来若是我在山东齐鲁大学暑期学校没有结识许地山这位朋友，可能没有人动员我翻译这部《情歌》。再者，若是我编写藏汉佛学词典的申请很顺利地得到批准，那么很可能从此以后我便把我的全部精力和时间投入这一工作，而把这份我认为不成熟的《情歌》译稿搁置起来。

当时付斯年再三催促我到国外去进修，二我对出国留学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乃是编写藏文词典，因为它对研究藏族的语言、历史迫切需要的。我认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在自己面前摆着许多自己非常想看的书而自己又无法看懂；使我感到幸福的就是，使自己得到一种便利条件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可以把自己这种痛苦解除，同时也解决别人这一类的许多痛苦。付斯年当时所以不同意让我编写词典，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主要是陈寅恪教授的意见，陈教授对这件事的想法我也有所理解，他认为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书要有一点学术水平，要编写一部有学术水平的藏——汉佛教词典，应该由一位不但对佛学有所造诣，而且对印度的梵文也要精通的人担任。我当时对梵文刚学会字母，对佛教更是一知半解，那么，当然不能让我这样的人呢去做这样的工作。

这都是四、五十年以前的往事，在这四、五十年的期间，全世界和全中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好多部藏汉词典，但是对研究藏文的人来说，上述那种书看不懂的痛苦任然没有减少。有一件事是五十年前所没有的，就是对各种词典的编写工作，现在已经有了一种前任所无法想象的新工具电子计算机，用这样的新式工具可以比旧办法提高效率几十倍。但是需要一批年富力强、对此事具有热心的人，肯下一番功夫，掌握这种新技术、新工具，那么再过七、八年国内藏学界的情况可能来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化。

上述是我对翻译《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过程中的几点补充回忆。同时也对怎样以更先进的方法从事今后的藏学研究，谈了自己的设想。

时间飞逝而过，藏学的发展是很快的，在《情歌》的翻译研究方面也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我感到《情歌》是具有强烈感染力的，这种力量曾促使不少人去从事对它的研究。我们可以从这本《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资料汇编》中看到这点，而且研究水平也日益提高，这正是我国广大藏学研究者勤奋研究的结果。但是，事物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然而，发展又总是程度不同地受到过去的影响，因此，为了有利于今后对仓央嘉措及其情歌的进一步研究，趁西藏社会科学院成立之机出版此书，我想，这是一件值得高兴地事，希望它能为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同志起到某种借鉴作用。

我特别高兴地是，久已盼望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即将成立，这对西藏的理论建设方面无疑是一件好事。我在此致以最衷心的祝贺！并坚信在党的领导下，藏学研究工作者和全国各族社会科学院工作者团结一致，定会取得更加可喜的成就！

于道泉

一九八一年六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