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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头影事幻重重,化作佳人绝代容。恰似东山山上月,轻轻走出最高峰。

《仓央加措其人其诗》节选

2009-05-07 12:59 作者: 来源: 本站 浏览: 528 views 我要评论 字号:

摘要: 《仓央加措其人其诗》节选 ——《仓央嘉措歌诗》与《仓央嘉措秘传》读后     一     喜马拉雅山高峰险,雅鲁藏布源远流长!真是“江山如此多娇”,以其雄伟的形象塑造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这就是诞生于西藏山南地区的仓央嘉措。     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卓...

《仓央加措其人其诗》节选 ——《仓央嘉措歌诗》与《仓央嘉措秘传》读后

 

  一

 

  喜马拉雅山高峰险,雅鲁藏布源远流长!真是“江山如此多娇”,以其雄伟的形象塑造了一位伟大的诗人,这就是诞生于西藏山南地区的仓央嘉措。

 

  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卓有成效的藏学行先行者介绍其人其诗以来,迄于现在,几乎所有的译者、论者都约定俗成似地将他的作品称作“情歌”,考察藏文的“古鲁”mgurglu)或“贵鲁”(mgulglu)两字,都和“情”毫无关系,而“古”和“贵”的本意是“颈”或“脖子”,带有“引颈而歌”的意思,“古”还有敬语“歌”的含义,有的译为“道歌”。因此,过去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应正名为《仓央嘉措歌诗》。有人可能要问:不是也没有诗的意思吗,为什么要这样译呢?我以为,用以表明他的诗是可以唱的歌,然而又不仅仅是歌,还有比歌更深一层的诗的内涵。当然译为《仓央嘉措之歌》也无不可。

 

  有人可能还要问:根据字面,把“情歌”正名为“歌诗”,不妨允许其成立,但迄今为止的论者,还没有一个把“伟大诗人”的桂冠戴到仓央嘉措头上,在他三百周年诞辰之后,才为他“加冕”,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纵观仓央嘉措的一生,不仅有热烈的爱国情思,而且有坚决的爱国行动;他的歌诗绝大多数是政治抒情诗,而不是一般的爱情诗,既是那个时代的风云的记录,又是他个人内心矛盾、企望的剖自;在诗的意义上,他不单是藏族诗歌的集大成者,而且是继往开来、在民间享有盛誉、广为流传、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伟大歌者。

 

  二

 

  鲁迅先生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仓央嘉措生在“山高皇帝远”的边境——门隅,当时的不丹时而臣服,时而叛离,是一个不大稳定的地区。五世达赖罗桑加措圆寂后,第巴·桑杰加措鉴于这一带“易受外来势力的入侵,不好控制,为加强对门隅地区的实际管理,便决定安排达赖六世在门隅地区……转世,于是,便秘密选中仓央嘉措。”从于乃昌同志新近调查得来的情况看,仓央嘉措一登上“政教合一”的舞台(尽管开始是秘密的、名义上的),就赋有守边护土的意义。既然桑杰加措有如此善良动机的一面,而且还委派了自己的心腹喇嘛进行教育,甚至还亲自任教,爱国思想不会不给以灌输;而仓央嘉措又是一个聪颖过人的天才人物,他不可能不予以心领神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在研究他的生平的时候,特别是生死存亡关头,可以或明或暗地感到他的爱国思想在起着主要的精神支柱作用。

 

  十七世纪末叶,以桑杰加措和青海和硕特蒙古汗王为代表的两派势力,逐鹿高原,竞相争夺统治西藏的实权,斗争时缓时烈,不一而足,尽管如此,但必须肯定的是,无论桑杰加措还是达赖汗或拉藏汗,在其主要方面,都是忠于当时中央政府——大清朝廷、唯大皇帝之命是从的。虽然他们在维护国家统一上的一致,但并不能消除在地方政权上的角逐。历史地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政策还远未出现的时代,桑杰加措一派在国家统一范围内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争取一定的“民族自决权”而力图把和硕特蒙古汗王一派排挤出西藏的斗争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早被五世达赖罗桑加措委任为“第巴”(摄政王)、而后又被康熙皇帝封为“土伯特王”的桑杰加措,为了排斥对西藏起“监护作用”的达赖汗,而“事多专决”,特别在五世达赖圆寂后“秘不发丧”和“秘密选定”仓央嘉措为“转世灵童”一事,就是为这一斗争服务的。史书记载:当康熙察觉后,桑杰加措密奏原委,“求大皇帝勿宣泄”,康熙经过缜密考虑,为了安定团结,防止“民人生变”,“许为秘之”,并于一六九七年亲派章嘉呼图克图等至藏,将仓央嘉措“迎至布达拉坐床,御赐珍物甚多”。尽管如此,但当较为懦弱的达赖汗死后,雄心勃勃的继承者拉藏汗,却不甘心就此罢休,而于一七O一年给大皇帝上书,除指责桑杰加措“欺骗”朝廷外,还指责仓央嘉措为“假达赖”,公开声明不予承认,是为了保住自己在西藏的势力而采取的措施,这一斗争也是可以理解的。仓央嘉措当时年已十八,作为一个既充满佛教理想、且具有爱国情操、而又才华横溢的政教领袖,在自己的合法性已得到国家最高权威——康熙皇帝的承认后,当然有掌握实权的欲望,这样,面对自己与桑杰加措之间的矛盾、桑杰加措与拉藏汗之间的矛盾、拉藏汗与自己之间的矛盾,感到左右为难,莫衷一是,只好在表面上寄情诗酒。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尽管他的诗歌,相当一部分好象是“谈情说爱”,而实质上则是反映的政治斗争。拉藏汗一派也许知道他的用意,但为了斗争的需要,不得不根据其诗歌的表面价值,更进一步指责其“行为不检”、“触犯清规”,甚至“离经叛道”,势必予以废弃而后已。这是仓央嘉措的不幸,是他的悲剧所在;但他有幸的是,虽然处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其“风流艳事”从来没有真凭实据,尽管后来的处境十分险恶,他从未在这方面有过“忏悔”,特别是他的基本感情,还是以众生利益为重、以民族团结为重,并对国家统一的象征——大皇帝是寄以希望的。

 

  根据现有史料看来,仓央嘉措的一生是前后两部份组成。一七0七年以前(主要指坐床以后),多以歌唱、诗酒、游乐来表现他的政治思想感情;一七O七年以后(主要指在青海逃跑以后),多以游历、修行、行善来表现他的宗教思想感情。无论前半生或后半生,都贯串着一条割不断、揉不乱的爱国情思。如《七世达赖传》记载,桑杰加措战败被杀后,一七O六年,拉藏汗将他“执献京师”,“当走到哲蚌寺时,僧侣们含着眼泪,在一片祈祷声中,舍命从蒙古人手中抢走仓央嘉措,迎至甘丹颇章,拉藏汗闻之,即调兵攻打。其时,仓央嘉措生起不忍之心,说‘生死对我已无什么损失’。言罢,无所畏惧地径直前往蒙军之中。”他处在这样的逆境下,试想不是内心出于对僧俗人民的爱,还能表现这样大义凛然的言行吗?他爱人民是和爱国的思想分不开的,而蒙军在当时也是国家的象征。如无爱国思想,他尽可以在甘丹颇章内一死了之,何必“无所畏惧地径直前往”呢?又据《仓央嘉措秘传》说:当他被朝廷钦使迎往内地,受到康熙的严斥时,“金字使者及诸首领惊惧万分,预感生命难保,乞请仓央嘉措遁身逃走,想以此卸责。但仓央嘉措怒斥道:‘你等与拉藏汗当初是如何商议的?!如今我如不抵达文殊皇帝的金门槛亲觐皇帝,我绝不返回’!”他这一席话是爱国思想的重要表现,拉藏汗虽是他个人灾难的制造者,但代表了朝廷,他依然执行其决定;其次,文殊皇帝(康熙)是各民族国家至高无尚的共主,对他来说虽然生死未卜,但他依然要去觐见;最后,由于他的坐床而激化两派之间的斗争,终于由拉藏汗掌握了西藏的实权,他虽得到人民的同情,但为了顾全大局,使西藏再不致大乱,所以他“绝不返回”。由此看来,仓央嘉措未免有点“愚忠”,但毕竟不是“贰臣”,心中坦然,以致非去不可。只是在听说为此将使钦使有生命危险时,他才出于“慈悲为本”的善心而只身逃走,遍游青、甘、康、川、藏等地,还以游方僧而不是以达赖的身份远游了尼泊尔、印度。如果他不爱国,尽可以不再返回,甚至还可以用达赖的名义,在国外喧嚣一番,做出有损于祖国荣誉和利益的行动。但是,仓央嘉措不仅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委屈求全,忍辱负重,对国家对人民,念兹在兹,辗转返回,甚至达到北京,可以说是“叶未落而已归根”了,难道这不能令人肃然起敬吗?尤其令人感佩的是,当皇帝的近臣阿罗对他说:“喇嘛的底细我全知道,如果你愿意做达赖喇嘛,我可以圣请皇帝,让您复位”。可是他不同意。这是为什么呢?尽管他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但客观效果还是不愿再引起西藏的动乱。他最后定居于阿拉善旗,不惜隐姓埋名,以求西藏、乃至全国的团结、统一、稳定、发展,难道这不是爱国的具体行动吗?他尽管有时代的局限性,又遭到那样大的冤枉,但毫无怨言,甚至一颗舍利母掉了,还懊丧不已地说:“我本来打算有朝一日向大皇帝陛下进贡的!”谁都知道,在历史上。“忠君”思想是爱国思想的重要标志之一,可见他对当时以满族皇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国的爱戴之情,是如何的根深蒂固啊!这比起后世的个别人,动不动就要逃往国外,发表声明,进行分裂活动来,不知要强多少倍!因此,我认为他在当时情况下,不愧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爱国者!

 

  有人可能要说:无视正史的记载,而确认《仓央嘉措秘传》的真实性。理由不充足,从而立论的根据不可靠。我认为,正史记载他在青海死了,无论自杀、他杀或病故,都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作为一个诗人,他的气质不会使他想不开而致轻生,何况已到青海,承认过他地位的中央王朝的皇宫已经在望了,他蛮可以到那里去禀明是非,求得皇帝的谅解;第二,如果拉藏汗决心要把他肉体消灭,可以在西藏以任何借口和方式进行,不必等他行至青海才设法予以暗杀;第三,当时的朝廷对西藏实行怀柔、安抚的政策,他尽管被废,但人民信仰他,钦使负有保护责任,即使有人谋害,阴谋也不会得逞,只是钦使骤闻康熙皇帝谕旨中有呵斥之意时,感到进退维谷,为苟全自身性命,唆使仓央嘉措逃走,从而“呈报圆寂”,了此公案,两全其美;第四,如果仓央嘉措真的在青海死了,五十年后的一个蒙古喇嘛阿旺多尔吉。杜撰一本《秘传》,无论从政治上、宗教上讲,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而阿旺多尔吉要写,正因为仓央嘉措当时没有毙命,有义务将他的自述和自己的见闻记录下来,留诸后世,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也没有必要撒下弥天大谎,以公开违反佛戒;第五,如果说因为仓央嘉措“不得好死”,有损达赖威望,而捏造一本《秘传》,以“为尊者讳”的话,则所描写的艰难历程,更多地显示了几人的灾难,而不象活佛的生活,除去某些怪异而外,正好客观地反映了仓央嘉措前后性格的一致性,因此,其真实性是可靠的;第六,《秘传》中的仓央嘉措,遇见过许多重要人物,这些人物固然没有文字记载,旁证他确实活着,但也没有著书进行否认,这多少慑于官方已说他“圆寂”、“道死”、“抛弃尸骸”,不无关系;第七,如果仓央嘉措确实不存在一个后半生问题,那么,五台山、甘肃省、特别是阿拉善旗一带,就不会在民间流传着关于六世达赖的传说,何况根据解放后的调查,直到一九五八年还经久不衰,而且还有物证,又将怎样解释呢?如果仓央嘉措对群众无思无义,只是在有了《秘传》以后,才出现其他故事,而且还能活在人们心里,恐怕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根据上述理由,在未发现新史料之前,我认为如《秘传》所载,他活到了六十多岁。

 

    (萧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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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怪活佛仓央嘉措,风流浪荡;他想要的,和凡人没什么两样。